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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2013年元月18至20日在深圳大学举办的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刊发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人一旦得了病，就必须用药来医治。或者说，人生本身就包括人死之面向于自身。

总之，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惟有儒、道、佛三家合和起来，才能帮助人悟透生死问题。因此，佛家主张出家，脱离世俗家庭的束缚。在这个道德世界之中，人生实践的实质乃是主体自觉式的承担。王邦雄说：儒家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道家启发我们如何成全好的。不过，此无不是虚无之无，而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自然之无。

道家、佛家以无和苦为出发点来建构形上学，其因果是不相通的，其形上境界是在超越和解脱后才出现的，故其形上学为境界形态的形上学。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墨子在《法仪》中提出：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

笔者仅就基督新教的灵修传统作简略阐述，主要在于新教于灵性管理层面最具备纪律性、实操性，且最适切当下的生活现实。]的外在而超越的天作为行事为人的基本标准。]儒家的修养工夫委实缺乏正确的群己关系阐述。一旦儒家的修养工夫无法建立在因应当下社会现实条件的基础上的话，就很可能堕入如快乐禅心灵瑜伽职场兵法等肤浅的生活哲学或职场智慧中去，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利益所裹挟，沦为最低层次的心灵鸡汤。

]实则不了解兼爱的实质是以天之行广而无私, 其施厚而不德, 其明久而不衰天欲人相爱相利, 而不欲人相恶相贼[ 语出《墨子.法仪》。面对神的权能及他的赐予而感恩。

香港中文大学的温伟耀教授指出中国文化的理想人格证成存在致命缺陷，即可能从向往更高超的生命境界滑向不真实(inauthentic)的理想主义自欺情结，[ 温伟耀：《生命的超拔与转化——我的基督宗教汉语神学思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P136。5:44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看其教师授课之书目即一目了然，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尉缭讲读》《厚黑学》《吴起兵法》《黄石公三略》《太公兵法》《阴符经》等等。[ 温伟耀：《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工夫论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P22。

唯独从上帝的白白恩典而来，为要叫祂的名得着称赞。这恰是儒式的血亲和法团所欠缺的精神资源。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新教加尔文主义对信徒生命的首要目标是一切为了神的荣耀。

5:46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5:47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5: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于后者而言，则为所谓的工夫修养越高，就愈实然地观照出自己之前或者别人当下境界性的不足。

在1966年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德鲁克率先提出自我管理的七个方面，即效能可以学而获得掌握好自己的时间我能贡献什么发挥人之所长重要的事先做决策诸要素和有效的决策。基督宗教的灵修传统，自早期沙漠教父始至近代的灵恩运动，有将近2000多年的历史。

基督教的灵修向度是对话性和情意性的，其宗教经验因效法上帝而被引入我们的家中、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与子女配偶、朋友邻舍、甚至仇敌的关系当中。]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这种忠孝观念的整合实际是一种由孝劝忠的方法，即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如果儒家的推恩能够充量地保证同心圆的集合，则泛爱众是可以达到的。缺乏绝对超越并外在的上帝（天）作为客观评判标准的法仪，而以吾心即为宇宙来统摄并对破分别相的意境，不免陷入重重的神智游戏以及莫名的宗教经验当中。比之墨家的兼爱（第六伦）和兼相爱（第七伦）已有不足，比之基督教当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的无私无我之境界更是天壤之别。

但更正教那种尊敬的神观令人不敢胡乱，这种崇敬的心态带来几种属灵态度。然而杜维明在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儒学工作坊中却认为，中国的推恩模式并不是一个单个个体的层层外推，而是多个石块投入水中而成的多个同心圆的集合。

加尔文的回答是：唯独当我们行在上帝的律法中，我们才能确信自己已被收纳为天父的儿女。加尔文主义者把眼光从人及其命运，调转到上帝及其荣耀上。

然而，以天人分殊或者天人合一所推出基督教文化中的离与中国儒释道文化中的圆，存在很大局限性。不以自性度量天道，同基督徒一样，以天志为纲的墨者的修养境界，不太容易出现诸如自欺性和优越感的道德陷阱。

[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7章12节。[ 华菲特：《神学家加尔文与今日的加尔文主义》，赵中辉译，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出版，1984年，P17-18。若从群己观而言，儒家的推恩以致修齐治平，并不能超越一己或一家的狭隘范畴。]然而修齐不必然地能够导出治平，格物也不必然地能够得着穷理。

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基督徒的灵命更新建立在服从《圣经》为绝对和唯一的权威，并坚持神以自己的主权自行己意拣选一部分人得救，一部分沦亡。

[ 费孝通在其人类学专著《乡土中国》中基础，以儒家传统伦理为主构成的中国农村血缘宗亲体系，在层层推恩的过程中存在爱的衰减效应。前者是属灵的，后者是属肉体的。

传统上，学者将耶儒在灵性经验上的不同，归结为境界性的向内反求和对话性的主体相遇，这其实仍然不离牟宗三对耶为离教、儒为圆教判定（参《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的基础。[ 参牟宗三：《圆善论》，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

事实上灵性管理就是自我管理的延伸，在德鲁克的理念中，践履自我管理的对象不独管理者本身，又包含被管理者。孔孟老庄变成于丹百家讲坛式的肤浅的心灵鸡汤和速食快餐主义，易理阴阳则沦为风水堪舆算命打卦占卜气功等封建迷信]陈义过高而缺乏普适性和当下性、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及新灵知主义影响而沦为速食快餐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都是儒家修养工夫在在当代中国道德践履层面上的不足，且集中体现在其缺乏灵性管理[ 笔者按：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对群己关系物我关系的表述，尤其是管理者的自我管理理论，显然是受到基督教神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这些都适切现代都市人尤其是职场中人对个人灵性管理的表述，即在情绪、心理、认知上做一个具备管理层次的灵修或者修养计划。且儒家所定义的境界性的突破，又往往流于强调顿而不强调渐的地步（自陆王心学流行开始这个倾向就尤为严重），以至于工夫的证成与否，其尺度完全拿捏在自己的手里，使得其与基督教灵修学的圣徒效法上主自限而谦卑，墨家以天志作为规矩度量的自我管理，就差距明显了。

以此结论并不难推出儒式伦理道德无法开出近代西方人权、物权和私有财产观念。生命经过破碎而又重组的过程，恰是基督徒放弃自我效仿基督迎着标杆直跑的过程。

新灵知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上溯中古以前的非主流宗教经验或者哲学思想，以偏统来逆反正统，以非主流来抵抗主流，这自然也是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一个表现。笔者完全赞成温教授的观点，即儒家传统在内圣外王上所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就在于其缺乏一个完全渐离于自性的超越本体。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提到，加尔文主义者在属世生活中怀抱寻找得救确据的心态，其所产生的精神动力，若以文化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则集中体现为禁欲与资本扩大再生产，是故预定论、天职观的产生对自由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力。[ Calvin，Golden Booklet of the True Christian Life, translated by Henry J. Van Andel, Grand Rapids: Baker， 1952， P13。